“文狐”汪曾祺
土著人
汪曾祺“文狐”的名头是贾平凹给取的。有诗为证：
汪是一文狐
修炼成老精
……
人生何其瞬
长久知音情
愿得沾狐气
林中共营生
汪老也当面戏称贾平凹做“鬼才”。
自古英雄惜英雄。
一个“文狐”，一个“鬼才”，开会遇到一起，不爱吃招待所的饭，到外面瞎吃。一进门，“鬼才”就叫：“老友面！”——酸笋肉丝氽汤下面。
还在中学，最早学过的一篇课文是“鬼才”的《丑石》，跟以前学过的——“朋友，你到过天山吗？”“你见过哪哪的绿吗？”不太一样。
我不大喜欢那一类的散文。扯脖子喊。
参加工作后的头一年，工资每月六十六元，跑书店买《废都》，那个劲头，跟现在的年轻人半夜去排队买iPhone5，苹果7是一样一样的，一本书，从头翻到尾，感觉怪怪地，脸红红的，烫烫的，有《金瓶梅》的味道，臆想半宿——此处，我也“删减掉一百零八个字”。
比较起来，还是“文狐”汪曾祺的散文、小说，通俗易懂。
我看汪曾祺的第一部小说是《詹大胖子》。文章中这样描述：
詹大胖子是第五小的斋夫。——就是现在打经的更夫。他是个大白胖子。夏天，他穿了白夏布的背心，露出胸脯和肚子，浑身的肉一走一哆嗦，就显得更白，更胖。
詹大胖子负责摇上课铃、下课铃。
詹大胖子常去剪冬青树，剪得一地冬青叶子……
詹大胖子卖花生糖、芝麻糖。他在他那屋子里卖。
五小的詹胖子跟我们学校的阿*，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。只是阿*个小，瘦，詹大胖子差不多能装他两。
打更的阿*平时不卖糖，只卖矿泉水，一瓶加三毛。
汪的文章简单，大白话，谁都能写。
我照葫芦画瓢，也试着按汪老的语气，写了篇《更夫阿*》，拿给同事看，都说像那么回事。
《医生王淡人》中写道：
这个医生几乎每天钓鱼……他搬了一把小竹椅，坐着。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，一口小锅，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，还有一瓶酒。他钓鱼很有经验。钓竿很短，鱼线也不长，而且不用漂子，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，看到线头动了，提起来就是一条。都是三四寸长的鲫鱼。钓上来一条，刮刮鳞洗净了，就手就放到锅里。不大一会，鱼就熟了。他就一边吃鱼，一边喝酒，一边甩钩再钓。这种出水就烹制的鱼味美无比，叫做“起水鲜”。
病人来了，他起身就往家走。
这位老兄姓王，字淡人。
结尾处，汪老师冒了句：“你好，王淡人先生！”
汪老师的文章散漫，随心所欲。
再看《鸡毛》《异禀》，同样展现了汪老师的风趣、睿智。
《鸡毛》
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。
她靠给学生洗衣服、拆被窝维持生活。她还养了二十来只鸡，以补贴家用。
联大有一个姓金的学生，经济系的，跟常人不太一样。
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、学术演讲的通告、寻找失物、出让衣鞋的启事，这些启事、告白总不是顶天立地满满写着字，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。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子一把剪刀，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，用来记笔记，做作业。
他还按期买了猪肉，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，借了文嫂的鼎罐，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，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。每夜用完了功，就打开坛盖，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，瞅准了，扎出一块，闭目而食之。
毕业前，金同学离开西南联大，去重庆*府上任前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偷了文嫂家的三只鸡，“一只笋壳鸡，一只黑母鸡，一只芦花鸡。”到底是“将来要做大事，赚大钱的”，三只鸡跑进肚，金先生做得滴水不漏。
怪不得汪老师悻悻地来了一句：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
《异禀》
王二在保全堂药店廊檐下，摆了一个熏烧摊子，主要卖牛肉、蒲包肉和猪头肉。后来生意一点点做大，他得了空，便拿了一吊钱，去听三国、水浒、岳传……，王二平常绝不赌钱，只有过年赌五天。有时竟会下到五吊钱一注孤丁，把五吊钱稳稳地推出去，心不跳，手不抖。
有一天，张汉谈起人生有命。说凡是成大事业、兴旺发达的，都有异相，汉高祖刘邦，屁股上有七十二颗黑痣；樊哙能把一个整猪腿生吃下去；燕人张翼德，睡着了也睁着眼睛。就是市井之人，凡有走了一步好运的，也莫不有与众不同之处。大家听了，不禁暗暗点头。
张汉猛吸了几口旱烟，话锋一转，向王二道：“即以王二而论，他这些年飞*腾达，财源茂盛，也必有其异秉。”王二不解何为“异秉”。“就是与众不同，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你说说，你说说!”大家也都怂恿王二：“说说!说说!”
王二虽然发了一点财，却随时不忘自己的身份，从不僭越自大，只有很诚恳地欠一欠身说：“我呀，有那么一点：大小解分清。”他怕大家不懂，又解释道：“我解手时，总是先解小手，后解大手。”张汉一听，拍了一下手，说：“就是说，不是屎尿一起来，难得！”说到这，陈相公和陶先生还真就跑到厕所，蹲着去了。
本来，这时候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。
汪曾祺又是一个透着顽皮的老头。
《我为什么写作》中，汪曾祺调侃自己。
我事写作，原因无它：
从小到大，数学不佳。
考入大学，成天泡茶。
读中文系、看书很杂。
无独有偶。作家出版社年出版了一册汪曾祺散文《蒲桥集》。汪曾祺在封面的空白处，插播了条小广告：“齐白石自称诗第一，字第二，画第三。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，虽非定论，却有道理。此集诸篇，记人事、写风景、谈文化、述掌故，兼及草木虫鱼、瓜果食物，皆有情致。间作小考证，亦可喜。娓娓而谈，态度亲切，不矜持作态。文求雅洁，少雕饰，如行云流水。春初新韭，秋末晚菘，滋味近似。”
好一个“春初新韭，秋末晚菘。”
汪曾祺做得一手好菜。金庸就曾说过，大陆“满口噙香中国味的作家，当推汪曾祺和邓友梅。”
也有人说：新文学作家中，最能谈吃的是周作人、梁实秋，其次才是汪曾祺。萝卜、豆腐、干丝本都是家常菜，一经他手，却都成了美味佳肴。
女作家聂华芩来北京，汪曾祺给她上了一大碗煮干丝，“用小虾米吊汤”，“下火腿丝、鸡丝，煮至入味”。女作家“吃得淋漓尽致，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。”
他的老师沈从文领媳妇张兆和去他们家，汪曾祺做了一只烧羊腿，一条鱼。沈从文回家后一再称道：“真好吃。”
汪曾祺写《故乡的食物》，说高邮的咸鸭蛋“筷子头一扎下去，吱——红油就冒出来了。”
汪曾祺写吃的散文有32篇，大多跟他的家乡高邮有关。
汪曾祺好这一口。
就是他的小说《辜家豆腐店的女儿》《如意楼和得意楼》《茶干》及《*油烙饼》，都没少写吃。三整两弄，就勾茨出不同的味道。让人“一箸入口，三春不忘”。“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”。经常下厨房的汪曾祺在家，没啥地位。媳妇、孩子都称他“老汪头”，就连几个孙女、外孙女当了外人的面，也一口一句：“老汪头”——有些没大没小，老头却乐不得。
其实“老汪头”的称呼，是有一定渊源的。汪曾祺十七岁初恋，暑假里，在家写情书，他爹在一旁瞎出主意。他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。他喝酒，给我也倒一杯。抽烟，一次抽出两根，他一根我一根。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——《多年父子成兄弟》。
汪曾祺的父亲叫汪菊生，金石书画皆通，还会摆弄各种乐器，弹琵琶，拉胡琴，吹笙箫管笛。养蟋蟀，养金铃子。不到清明，父亲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。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……
汪曾祺的爷爷也了不得，曾中过拔贡，类似于现在的清华、北大的保送生。从小，他爷爷坐馆——当私塾先生，爷爷打小教他“幼读孔孟诗书”，读《论语》，写八股文，练毛笔字、画画。爷爷当了很多人的面，夸自己的孙子：如果是在清朝，肯定会中秀才。
汪曾祺在高邮县立第五小学启蒙，后来考入当地中学。
抗战时期，从上海辗转到了香港、又从越南跑到了昆明，才落了脚，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，读中国文学系。当时报考西南联大的学生，来自全国各地，有骑毛驴来的，有挑行李担子走路来的。
汪曾祺上大学那会，不爱上课，他喜欢在街上闲逛，书店、裱画店哪都去，看锡箔作坊的师傅砸锡片，看卖木柴的，卖粗瓷碗、卖砂锅的……。泡茶馆，跑图书馆。
汪曾祺不上课，不代表不读书。他是个夜猫子，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，白天睡觉。外系有一个学生，跟他上下铺，一学期下来，俩人几乎没见过面。
汪曾祺自己说过：“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。”
汪曾祺偏科，他英语、体育都及不了格，他只喜欢上沈从文的课。沈从文也一直把汪曾祺当作他的得意门生。沈从文年给施蛰存写信：“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，很有几个好的。有个汪曾祺，将来必有大成就。”
汪曾祺在学生作文的绿格本上，用毛笔楷书写的《小学校的钟声》和《复仇》，沈先生都竭力推荐给外地的朋友帮助发表。
抗战时期，通货膨胀，邮费也不断涨，往往寄一封信，信封正面反面都得贴满邮票。为了省一点邮费，沈先生总是把稿纸的天头地脚页边都裁去，只留一个稿芯，这样分量轻一点。
在西南联大，教过汪曾祺的老师，除了沈从文，还有朱自清、闻一多、金岳霖。
《西南联大中文系》《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》《金岳霖先生》《闻一多先生上课》《新校舍》《泡茶馆》《跑警报》都是汪曾祺反映西南联大生活的文章。
汪曾祺写文章，看似没有排兵布局，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。也不讲大道理，不乱喊乱叫，平淡质朴，娓娓道来，如话家常。
文化大革命，他被江青找去，主笔京剧《沙家浜》的改编。很多人都会唱两句：“垒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”“人一走，茶就凉”。记得胡传魁、刁德一，还有摆茶水摊的阿庆嫂，却没有几个人认得汪曾祺。
年，汪曾祺被“补课”补成了右派，分在北京郊区张家口。他自己调侃自己：“我当了一回右派，真是三生有幸。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。”——见于《随遇而安》。有这么玩的吗？
汪曾祺有画画的底子，他在牛棚里画过不少土豆，他是作家堆里画土豆画得最好的。我猜想汪曾祺画的土豆应该跟达芬奇画蛋的水准差不多少。
劳动之余，他写《葡萄月令》：
一月，下大雪。
雪静静地下着。果园一片白。听不到一点声音。
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。
才写了三十来字，就转笔写到了二月，好像一月没啥写的似地。
二月里刮春风。
立春后，要刮四十八天“摆条风”。风摆动树的枝条，树醒了，忙忙地把汁液送到全身。树枝软了。树绿了。雪化了，土地是黑的。
黑色的土地里，长出了茵陈蒿。碧绿。
葡萄出窖。
把葡萄窖一锹一锹挖开。挖下的土，堆在四面。葡萄藤露出来了，乌黑的。有的稍头已经绽开了芽苞，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。它已经等不及了。
把葡萄藤拉出来，放在松松的湿土上。
不大一会，小叶就变了颜色，叶边发红；——又不大一会，绿了。
然后就写到了“三月，葡萄上架。”
“四月，浇水。”
简练得不能再简练，接着写：“五月，浇水，喷药，打梢，掐须。”
“六月，浇水、喷药、打条、掐须。”
六月只比五月多了两字，“打条”。
……
最后，“十一月下旬，十二月上旬，葡萄入窖。”
一篇文章，正如葡萄架上的太阳光，稀稀疏疏地从葡萄叶下透过来。
他写农场干活的《王全》，也是贴到人物中来写。
八十年代，老头连续发表了三篇小说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第一篇是《受戒》，在《北京文学》发表。接着又写了《异秉》和《大淖记事》。《受戒》和《大淖记事》算是爱情小说，风格像沈从文的《边城》。
汪曾祺《受戒》
明子十三岁时，跟着他当和尚的舅舅去外地出家。
他的家乡出和尚。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，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，有的地方出箍桶的，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，有的地方出画匠，有的地方出婊子，他的家乡出和尚。
哪有把和尚跟劁猪、婊子放在一堆比的？这老头。
和尚“吃肉不瞒人”。“年下也杀猪。杀猪就在大殿上。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，开水、木桶、尖刀。捆猪的时候，猪也是没命地叫”。不过，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“往生咒”。
和尚还经常打牌。“把大殿上吃饭的方桌往门口一搭，斜放着，就是牌桌。桌子一放好，仁山就从他的方丈里把筹码拿出来，哗啦一声倒在桌上。斗纸牌的时候多，搓麻将的时候少。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，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，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，都是正经人。”
啧啧，收鸭毛的、打兔子兼偷鸡的，成了正经人？
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。栽秧、车高田水，薅头遍草、再就是割稻子、打场子，牵牛“打汪”。
英子全家都喜欢明子。小英子划船送明子去善因寺参加“受戒”仪式，就是脑袋上烧十二个戒疤。
回来的路上，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，走到船尾，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，小声地说：
“我给你当老婆，你要不要？”
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。
“你说话呀！”
明子说：“嗯。”
“什么叫‘嗯’呀！要不要，要不要？”
明子大声地说：“要！”
“你喊什么！”
明子小小声说：“要——！”
“快点划！”
英子跳到中舱，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，划进了芦花荡。芦花才吐新穗。紫灰色的芦穗，发着银光，软软的，滑溜溜的，像一串丝线。有的地方结了蒲棒，通红的，像一枝一枝小蜡烛。青浮萍，紫浮萍。长脚蚊子，水蜘蛛。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。惊起一只青桩（一种水鸟），擦着芦穗，扑鲁鲁鲁飞远了。
……
两个不谙世事的半大小孩子的爱情故事，竟是这么美妙！
汪曾祺的《大淖记事》同样描写了这样一个美妙故事。无论《大淖记事》中的挑夫巧云，还是《受戒》中的英子，其实都有沈从文《边城》中翠翠的影子。
汪曾祺先生的小说、散文，初读，往往似乎都很平淡，读不出什么味道来。但是，当你回过头来再读，反复读，反复咂摸，个中滋味才慢慢出来。
汪曾祺的文章，最擅长人物的描写。在他笔下几乎涉及到了各行各业。有主刀的妇科大夫——陈一手，到头来，却让一个团长一枪给毙了，谁让他“在自己心爱的女人身上摸来摸去。”有打把式卖艺的“王四海”；有干瓦匠活计的陈四；有以水里打捞尸首挣钱的陈泥鳅；还有原先开绒线店的王瘦吾，开炮仗店的陶虎臣，以及画画的靳彝甫。就是画画也各有不同，以及打更的李三、詹胖子；摆熏肉摊子，后来发了迹的王二；有农场喂马，“偢”得实在的瞎王全；卖时令水果，却又十分懂得鉴赏的叶三……
后期，汪老还改写过十三篇《聊斋志异》，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《捕快张三》《瑞云》《蛐蛐》《双灯》几篇。
汪老死的时候，才77岁。
但汪老的文章，在他死后，却越来越热闹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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